马恩列斯毛胡

马恩列斯毛胡　
不要误会，“胡”不是胡哥。
1954年深秋，一位年轻人感慨：“文艺界对胡先生的意见和胡先生的愿望完全相反。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，真让人气愤。在我的心目中，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，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、胡……”这位年轻人是芦甸，胡先生指的是胡风，当时绿原、徐放、路翎、芦甸、牛汉、严望等在胡风家聚会，后来牛汉回忆那时的场景：“胡风在房里走来走去，没阻拦，没表态。”他和严望、徐放等看到胡风默认这种说法，难以接受，执意离开。与“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、胡”相仿的是，彭燕郊曾表示：“现代中国有三位伟大的女性：宋庆龄，何香凝，第三位是梅志。”梅志，胡风夫人。
最初看到牛汉《我仍在苦苦跋涉》（三联书店，2008年7月），我有些犹豫，因为从诗歌趣味来说，我更喜欢“九叶派”，而非“七月派”。在书店里翻来翻去，下不了决心，看到一张照片，1985年秋，中国作协为1983-1984年优秀新诗集奖颁奖，胡乔木授奖，牛汉拒绝与胡握手。看到这里，我立即决定买下。周扬常被称为“文艺沙皇”，其实他最多只是“文艺沙皇的秘书”，胡乔木呢，大概可以称为“文艺沙皇的秘书长”。“秘书”当年亲自整人，“文革”中亲自被整，后来见到昔日的被整者，总是两眼泪汪汪，再三道歉，但很多作家难以“相逢一哭泯恩仇”，依然无法原谅“秘书”。但奇怪的是，又有很多作家对“秘书长”情有独钟。我年少无知，曾经在很长时间把胡乔木当作胡耀邦的左膀右臂。这没有办法，实在是读了太多歌颂“秘书长”礼贤下士的文章。读到2000年第4期《书屋》上的胡绩伟《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——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》（那是周实时代的《书屋》，这篇文章占到整本杂志的1/3篇幅），才认清胡乔木的“秘书长”本质。所以，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偏执的做法，判断文艺界的回忆录，先看对“秘书长”的态度，感恩戴德的基本不予理会。虽然袁鹰的《风云侧记》（中国档案出版社，2006年）被真理部列入推荐书目，我一直不以为然，因为袁鹰这样评价“秘书长”：“多年来，他对副刊的要求、建议和批评，有些具体意见，也还有可以商榷之处，但是平心而论，他的高瞻远瞩、胸怀大局而又认真细心、一丝不苟，他对作者（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）的尊重和宽容态度，都给了我们许多教益。”牛汉不仅拒绝与“高瞻远瞩、胸怀大局而又认真细心、一丝不苟”的胡乔木握手，还记下了另一个细节，有一天，聂绀弩老婆打电话：“不好了，大祸临头了”，牛汉骑车四十分钟赶去，只见聂绀弩仰天躺在床上，说：“胡乔木作序，对我的诗全看了，这就坏了，他知道我内心想什么了。”
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，把《我仍在苦苦跋涉》读完，感觉稍逊于何兆武的《上学记》（三联书店，2006年），但远胜于袁鹰的《风云侧记》。何兆武喜爱济慈的墓志铭：“这里躺着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写在水上。”根据葛兆光的讲述，清华大学曾经为何兆武举办八十寿辰庆祝会，学生去接他，却发现他把家门锁上，一人飘然离开。牛汉在自述中无法免俗，多次提及自己的成就，但是只要没有像许渊冲自我表扬到催人泪下的程度，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。要求所有人都像何兆武一样，就像要求所有人都成为“四有新人”，是极端的产物。
牛汉对诗歌的艺术判断，我不是完全赞同，比如他盛赞艾青、田间，我对这两位一点兴趣也没有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——这是艾青的名句，在我看来，正是“余含泪”的先驱，动不动就含泪，会把土地变成盐碱地。但是，牛汉对诗人或作家的人格判断，我基本比较信赖。《我仍在苦苦跋涉》像《上学记》一样，臧否人物大都采取“实名制”，很少使用某某。萧乾爱打小报告，被发现后解释说：“我是老记者，技痒，不写不成哪……”《臧克家诗选》出版之后，臧克家又送来很多诗，冯雪峰把诗稿扔在地上：“他算什么诗人！”臧克家说向阳湖五七干校是小天堂，是圣地，牛汉表示自己的感受完全不同。他还认为楼适夷一生的作品基本上没有可以留下的东西，并指出楼激烈地批冯雪峰但没有对此进行检讨过，许广平也曾粗暴地批冯雪峰。从萧军的口气可以推测，萧红和鲁迅的关系不一般。“清污”时，张光年、刘白羽发言，丁玲随后表态，发表时却是丁玲打头，那些坚硬然而油滑的左派不愿意承担“左”的责任。这些“实名制”的叙述和评价，未必能够全面呈现这些人物，但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观看他们。也有一些地方没有使用“实名制”，比如牛汉讲到自己担任“鲁迅文学奖”评委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要把自己作序的《邓小平之歌》评上，牛汉认为这不是诗，这是政治，对方坚持，牛汉表示如果非此不可就要退出评委会。这里没有点名，但是内行一看便知，外行人肉搜索一下，也会知道。
牛汉蹲过两朝监狱，他的回忆证明了贾植芳的“监狱比较学”，国民党监狱可以与外界通信、看书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书报，审查记录是事先准备好的“材料”，晚上睡觉头顶一百瓦大灯泡，据说这种不留痕迹的“逼供方式”现在还被沿用。牛汉被捕的消息也没有通知家人，这让我想起“纸老虎”周正龙曾经失踪多日，杨佳母亲至今还处在失踪状态。1957年，罗稷南问太祖：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，他可能会怎样？太祖沉思片刻，回答说：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，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。根据牛汉的回忆，早在1949年或1950年夏天，就有读者向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问出同样的问题，郭沫若的回答是：“鲁迅和大家一样，要接受思想改造，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。”
这本书不仅爆出文坛猛料，还呈现了隐没的文艺界脉络。“胡风集团”常被视为一体，牛汉却呈现了内部的差异，比如围绕“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、胡”产生的分歧，这种差异不仅在于对胡风的态度，还在于如何评价太祖，如何评价那段历史，以及何种政治或者文化立场。2002年参加复旦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主办的“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研讨会”，记得彭燕郊上台便哭，一边嚎啕、一边声色俱厉地痛斥批判鲁迅、重提胡适的思想潮流。（我的记忆力不太好，此处不敢确定细节是否准确。）彭燕郊对异见的态度让我吃惊，当初“胡风集团”不也是被视为异见分子么？怎么昔日的异见分子（那种异见，现在看来与主旋律相差无几），对于异见那么咬牙切齿？一个人是否因为受到迫害，就成为真理的化身，或者说就拥有“真理卫队”（牛汉在青年时代曾筹建并加入“真理卫队”，这里把它作为一种隐喻）的权力？受难者一旦掌握权力，会不会成为迫害者？当时，不少与会的学者私下感慨，难以接受受难者的真理，又不忍心批评年迈的受难者，只能沉默。这个说来话长，暂且打住。
来源：鬼头http://blog.vankeweekly.com/blog/鬼头鬼脑/archive/2008/08/04/127280.html